并非意识形态，不可简单挪用——驳“异见者”

更新时间：2025-10-25 04:02:16

一、并非意识形态

带着一个最为模糊的疑问，促使我走进电影院二刷《一战再战》，即“PTA究竟是以何种姿态创作的这部电影？”这个疑问最先定格在了薇拉在阅读完母亲的信件后，PTA以薇拉投身于革命作为影片结局的那一刻。为了解答这一疑问，我还得先回到PTA曾经的电影当中。

PTA曾经的电影涉及过政治吗？或许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出生于70年代的PTA，错过了60年的反文化革命，转头迎来的是80年代里根时代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于是，文化创伤抚平的70年代，让PTA看到了美国意识形态盔甲下的另一面。这一面是《不羁夜》中色情史诗的退场、是《大师》中野兽弗莱迪在荒漠中丢弃的信仰、也是《性本恶》中随着利莫里亚的沉入而消逝的戈蒂塔沙滩。那么在《一战再战》中，在一个个对于当下时代高敏感、高密度的白描段落中，他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换句话说，那个意识形态的另一面还需要被他穿透吗？我可并没有在《一战再战》中看见上述影片中那么“猎奇”的文化景观。

我特别喜欢一篇影评中提到的说法——“当政治退场”。在一部意识形态大杂烩的商业电影中，一切的严肃性都被消解，革命可以成为xp（帕菲迪亚在爆炸时刻对鲍勃提出做爱的诉求、在酒店中与洛克乔玩起SM）、极右的种族主义联盟可以取出同“爱冒险的朵拉”一般的大名、暗号失效的无能狂怒……然而这一切又全都以极为严密的逻辑链条运行着：帕菲迪亚对于“反堕胎”“反移民”的使命的坚定信念、洛克乔可以为了加入朵拉俱乐部转头灭亲、暗号的匹配逻辑也全然按照着严肃的谍战片逻辑运作，这种两极间引发的巨大张力也就造就了如同科恩电影中的黑色幽默。于是这种两极间的荒诞感几乎让整部电影无法再往任何政治议题上站边，PTA本身也没有在站边。

在影片中的开场四十分钟内，当人物的目标被冠以了一个失效的、无能的能指之后，Ta们如同齿轮转动般运动了起来，但很显然，除了洛克乔开场对于性爱的明确要求后，帕菲迪亚的整个革命小组（恐怖分子般的行径、为了保命就卖队友、连孩子都可以抛弃的革命精神）看起来显得不是非常可笑吗？鲍勃在开场的四十分钟里当然是一个迷茫的人物，就像帕菲迪亚的妈妈所说的“她永远在前进，而你却在停滞。”我们从他的身上能看见一点革命精神吗？就连他自己都在说“我肯定爱爱人女孩，不然为什么我要来干这个？”可在十六年后，他却和洛克乔一样目标明确。一个是为了挤进无上的权力殿堂（但是这毫无疑问也和政治并没有什么关系，洛克乔在整部电影中唯一被PTA展现出来的的种族主义行径便是对于帕菲迪亚的同盟的屠杀——但是这和他的政治立场有什么联系吗？毕竟他在电影开场的四十分钟内就说道“我根本不关心你在做什么，你爱炸什么你就炸”），另一个则是为了寻找到自己的女儿（这当然也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两位父亲的一战再战，跟意识形态并没有关系。

于是，这部电影依旧还是延续着PTA在他曾经的电影中最偏爱的两个主题：过去和家庭。首先是关于过去的，他无意描述什么薪火相传，也无意在极左和极右的两种意识形态中孕育出一颗关于政治立场的种子（这个最后再聊）。他唯一在描述的只是上一代的两种意识形态下的个体在当下的，在后现代的一片狼藉的世界当中，是怎样生活的。革命当然没有结束，我们当然可以一战再战，但我们也可以像鲍勃一样躺在家里看着《阿尔及尔之战》缅怀着逝去的革命——对我来说这无疑是最感人的段落，旧的革命者面对当下的混乱，又能做些什么呢？这一场面几乎回到了电影开场帕菲迪亚的昂扬的斗志与鲍勃毫无生机的奔跑叠印在一起的那个画面——这一超越空间意义的正反打镜头的叠加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希翁口中“绝对的反打镜头”的意味，昔日的革命焰火早已化成了电视中的点播频道，它就像一个幽灵一样，虽然一直存在，但也不过是作为我生命中早已逝去的利莫里亚。与其在抽象宏大的口号中作为一个你们口中的“停滞者”，我不如拥抱住身边最亲近的人，把握住具体的爱。

PTA的电影几乎抛弃了抽象的概念，他电影中的人物一直都由最为具体的爱作为驱动。《血色将至》里的石油让宗教的信仰缺失、《大师》里的战争让个体丧失了文明的信仰、《性本恶》则是直接描述了信仰崩塌的混乱年代——而《一战再战》何尝不是对于一地鸡毛的当代的最朴实的呈现？在他的电影中的人物永远都在追寻一个家庭，故事也永远从组建家庭开始。有些人称《性本恶》对于品钦原著的改动是非常忠实的，但在这种忠实之中，PTA从未放弃对于家庭的渴望。在《性本恶》中，莎斯塔作为多克一直深爱的女人，多克无比地想要找到莎斯塔；科伊的主线就是回到家庭，多克的任务也就是帮助他。但在小说中，品钦却无意去描写家庭。

在莎斯塔回来的这场戏中，台词是：“我回来了，那又怎么样？这就是生活。”而在小说中，原话是：

“哦，他（这里指乌尔夫曼）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是的，回家陪着斯隆和孩子们。那又怎么样？这就是生活。”

PTA的这一改动其实也改变了影片的一个重心：在小说中，经由很多侧面描写，莎斯塔这一角色对米奇有一种很深的情感，对于莎斯塔来说，他与多克的二人关系必须由米奇这一角色完成中介，可以说多克和莎斯塔在小说中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要米奇作为中介来说的话，莎斯塔永远不可能与多克展开什么。而在电影中，重心明显飘逸到了莎斯塔“回来没有”这一重心之上，莎斯塔说出的“我回来了”和“他回来了”这两句话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但却直接颠倒整个故事的重心，重点不是莎斯塔到底对谁有感情，而是对于多克来说，他能听到的那句话是什么样的。对于多克来说，他最在意的就是“我”（莎斯塔）而不是“他”（乌尔夫曼）。小说的结尾，是多克在回到戈蒂塔的高速公路上，“等待这浓雾被阳光驱散”；而电影的结尾，是多克与莎斯塔相依在一起，回忆着显灵板的日子。

再看科伊。小说中，多克得知科伊与家庭重聚是后普打来了一通电话。

公主电话响了，是后普·哈林根打来的。“上帝保佑你，多克。”

随后科伊接过电话和多克聊了一会：

“我（科伊）为《汽船航线》和《头发球》吹了一些长独奏，还吹了几个曲子向迪克·戴尔致敬。”

“我猜你女儿也玩的很开心。”

“哥们，她是……’他陷入了沉默。多克能听见他的呼吸。‘你知道印第安人说的吗？你救了我的命，现在你就得——”

“是的，是的，那是嬉皮士瞎编的。”这些人，哥们，他们啥也不知道。“你救了自己的命，科伊。现在你就得好好过下去。”他挂了电话。

可以看出，在小说中，多克得知科伊回归家庭是“被动”的，而在电影中，是他将科伊亲手送到家的，他在物理意义上参与了科伊的“回家”。品钦的侦探，试图在查案中将意义注入洛杉矶的过去，注入时代之中。PTA虽然沿用了这一点，但他的意义重心却是家庭。

《一战再战》也毫不例外，并且家庭这一主题在当下更是显得尤为特别。一地鸡毛的后现代中，我们几乎对一切都丧失了信仰，而“爱”是一个最为模糊但同时好像又是最为具体的概念。这种爱贯穿了恋人之爱、家庭之爱、朋友之爱。模糊在它好像永远都是拉康口中所说的“缺失”，具体在我们在面对某个具体的人时候，那一刻的相拥与亲吻的确可以超越所有语言的束缚，可以击溃暗号的秩序。在结尾的那场追车戏中，我们在路面起伏中逐渐走入不安全与不稳定的地带，在紧张的氛围中我们只能透过后视镜与挡风玻璃的视线交换短暂确认他者的位置。于是当那一下骤停引发的铁索连环，一切都在路面的清晰可见中迎来了终结。当鲍勃从凹凸的地带走进平稳的大路，当他举枪走进薇拉的景框时，那烦人的暗号又一次出现了——可是很快，在面孔的确认之后，在一声声爱的呼喊中，不管是信任装置的匹配还是暗号的崩塌都在一切化为乌有，这两样象征系统中的能指物能否传达出精准的意义已经不再重要。薇拉和鲍勃身体的相拥，恰恰说明了意识形态的失败，恰恰说明了想象性和符号性身体的消亡，那一刻留下的只有最实在，同时也是最为碎片化的身体（作为起点，它不再具有认同，一种与镜像阶段破裂的结构性类似）。 但就像拉康后期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实在界一样，它交织在一起的混乱和猛烈恰恰是一切幻想粉碎后所需要承担起的自由的责任。

于是，宣发上写到的“为爱而战，至死方休”非常贴切。

二、不可简单挪用，一种反驳与分析

最终，我可以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薇拉，究竟受到了帕菲迪亚的感召吗？先声明，我在这里无意对任何一篇影评进行攻击，仅仅只是做友好讨论。在异见者的文章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review/17160831?dt_dapp=1中，作者@唯唯在开头时援引了齐泽克对于《德意志零年》的分析，提到关于埃德蒙最后的模糊身体镜头是“两种意识形态对撞导致的‘悬置’的模糊图像”。首先，齐泽克只能代表齐泽克主义者；其次，在齐泽克对于《德意志零年》的解读当中，埃德蒙的“悬置”并非是“两种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最后的自我毁灭源自于他无法面对实在界之维。原文为：

然而,我们因此有理由认为,埃德蒙德只是在字面上听从了老师的教导,并依照它而行动吗?他的行动真的是由老师的话引起的,所以我们关注的是连接言词和行动的因果链吗?我们至少可以补充的是,通过这样的行动,埃德蒙德不仅遵从了老师的教导，将它“运用”于自己的家庭,同时也满足了父亲明确的求死的意愿。所以，他的行动是不确定的,它无法被明确地定位,在成为一个极端残酷无情的行动的同时,又保持着无限的关爱和柔情,证明自己为了遵从父亲的意愿而不惜走向极端。这种对立(无情的、有条不紊的残酷和无限的爱)的统一是“言词”和意识形态当中一切行动的“基础”失效了的点:这样的“基础”无法达到它所宣称的深渊。

埃德蒙德的行动远没有“在字面上采取”并实现最堕落、最残酷的意识形态,而是表明了一种逃避意识形态领域本身的剩余:正是这样一种“绝对自由”的行动暂时地悬置了意识形态意义的领域,打断了“言词”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恰恰通过清空一切(意识形态的、心理的)“肯定性”的内容,埃德蒙德的行动是一个自由的行动，正如谢林定义的那样:一个纯粹以自身,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的“有效基础”为依据的行动。

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另一个“意识形态”并非是什么埃德蒙人性深处的良心之类的东西，而是父亲对于他的一次召唤——这是另一层意义系统（必须明确这一点）。第二，埃德蒙的弑父行为本身就已经是悬置于意识形态之外的，而非“最终处于”。

埃德蒙德从共同体当中被排斥出去,“象征性地死亡”了 ：他发现自己不仅被具体的人类共同体所排斥,而且,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一种被大他者本身,被象征秩序所排斥(坚持与大他者、象征秩 序保持距离)的更加根本的经验。迫使他行动的是一种对所有意识形态基础之无效性的意识：他成功地占据了一个不可能的/真实的空位,在这个空位上,言词不再责成,其表演的力量也被悬置了。这就是“德意志零年”:处于绝对自由之年的德意志,主体间性的纽带,言词的约束,都被打破了。的确,我们可以称这(与他者的距离)为“精神错乱”,但什么是“精神错乱”,如果“精神错乱”不是自由的另一名字?所以,在弑父之后,埃德蒙德告诉他的老师:“你说过的,我照做了!”这句话绝没有表明一种对老师的责任推卸,即它不是用这种方式来争辩:“不要指责我，是你告诉我这么做的!”恰恰相反,它表明了一种冷酷无情的、对上面提及的那道将言词和行动分离开来的绝对裂隙的坚持。

埃德蒙的弑父行为本身就是齐泽克口中所说的“那道裂隙”，他弑父的行为本身只是或许是他试图稳固幻象框架的行动，然而却证明了幻象框架的不稳定。也正是因此，在埃德蒙经历了“象征性死亡”后，他便来到了安提戈涅式的困境。可不同的是，安提戈涅毅然决然地跨过了生死的边界，她向死而生，但埃德蒙却是误打误撞。于是“精神错乱”（也就是脱离象征界，占据实在界的那个空位）也就导致他要面对自由的行动之后的后果——实在界的入侵与意义的空无。

这里就引出了《德意志零年》里那个模糊的身体镜头。在拉康的晚年，他对于实在界的重视几乎取代了想象-象征，甚至赋予了实在界一种较为辨证的积极态度——它是自由的基石。在他那里，实在界成为了一切的起点，但并非所有主体都可以直面“大他者不存在”，埃德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事实（与意识形态的对撞毫无关系）对于埃德蒙来说是一个完全难以忍受的事实，他看着一片狼藉的世界，再也看不见任何的出口，这个时候他的想象性身体和符号性身体（都是对抗实在界的身体）彻底消亡，只留下碎片的实在界身体——它是那么的模糊与无法辨认——它就不处于任何象征系统当中，他只能自我毁灭。

就此，我们回到《一战再战》中的薇拉。首先，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这部电影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有且仅有的是两个父亲最为具体、纯粹的对抗。 尽管鲍勃的意识形态幻象的确为她的人生赋予了某种意义（这种赋予并不是由革命的焰火赋予的，而是“我们曾经革命了，你的母亲付出了责任，你也要为我们的革命担起责任”）。但是这种幻象并不是薇拉为了解决某种创伤性事件才为自己寻求的一种出口，这是她人生意义的支点。可鲍勃和洛克乔二者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于薇拉而言并不如埃德蒙那般，她曾经的行动并不无条件地服从于“父之名”（她会偷藏手机、会对鲍勃的疑神疑鬼和革命气焰感到怀疑）。更别提她对于洛克乔的反抗。

于是，薇拉从来就没有游走于左右两派的任何一端。她曾经的幻想框架从来就不是革命的框架，她并没有利用革命作出任何纯粹的行动，薇拉刚开始的冷静、信任、出逃也并不来自于她的左派意识形态的询唤。“母亲是叛徒”这一可怕的实在界之维颠覆的是来自于最简单的母女之爱的幻想框架，在她的逻辑链条中：母亲是英雄，所以母亲不得不离开了我。这一幻想框架稳固的是她对于母亲离去这一创伤的想象性解决。

所以，挪用齐泽克对于埃德蒙的解读并不能有效地供我们理解薇拉这一角色。

但沿用精神分析的路子，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薇拉由静到动的转变节点是得知洛克乔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一刻。前文提到，薇拉不得不直面母亲离去这一创伤性事件后，又得知了自己一直陪伴左右的父亲也是一种幻象。在得知洛克乔不是自己的父亲时（加上生命危险）的那一刻时，为了抵御这一突如其来的实在界的入侵——这种入侵直接捣毁了她曾经的幻象框架，她没有任何想象性和符号性的工具为自己开脱，她只有身体，碎片化的、动荡的身体。

于是，在薇拉后续的逃命中，她所完成的并非任何“政治刺杀”（尽管带有这种意味也不可视作简单的符号这么解读）。于她而言，为了不落得与埃德蒙同样的下场，必须为回溯性建构起的新的创伤寻找到新的幻象框架。印第安人的自杀式行为让她瞬间找到了一个短暂的幻象框架，她更加坚定地认同了自己作为革命者的身份（所以她才那么坚信暗号的力量）——当然这是假象，这份坚定在她和鲍勃的面孔相认的那一刻，全都烟消云散了。

上一次观影中，我认为薇拉读完母亲的信之后，转而出门革命，实在有薪火相传的投机嫌疑。然而这一次，我发现，在薇拉与母亲的信件相认后，在她读完那封带有革命色彩（但更多是对于革命的惋惜）的信件后，她走过去抱住了鲍勃。这一举动并不是她受到了帕菲迪亚的感召，而是她在直面了帕菲迪亚的离去后终于不再需要“英雄”作为她失去母亲的出口与“革命的种子”作为她人生的意义。

鲍勃没有想要革命，他对于sensei的所有革命话语都更像是对革命的一种戏谑调侃（毕竟sensei才是那个真的干了实事的人）。sensei告诉他要“courage”、要“ocean waves”，他照做了，为了他的女儿。

于是，时间过去了，在洛克乔的死亡和鲍勃摆弄闪光灯的间隙中，薇拉慢慢长大了。作为在里根保守主义价值观回归年代长大的PTA，永远偏袒他的家庭观。薇拉并不是选择了鲍勃所代表的左派意识形态，她只是在回归了家庭后，选择了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在一通狗屁、混乱不堪的世界里，她只代表自己，一战再战。

那么PTA呢？或许他正如同结尾的鲍勃和sensei的智慧一般，在“ocean waves”的同时也能保持“cou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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